自由是一剂致幻的毒药
——个悲观者在世间的漫步（2）人最大的需求是什么？
可能有人会说，吃的、穿的、住的，受尊重等等。这是按照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来回答的。
那我再进一步问：上述问题都满足以后呢？
按照民间的惯常说法：饱暖思淫欲，想多几个老婆（老公）情人什么的。
实际上，上述说法虽然有道理，但那是站在表面现象和人的本能上来说的。人，毕竟是靠精神支撑的。从人的精神性上来说，人的第一需要应该是自由。
被鲁迅使用得很著名的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正是说明了人的自由是凌驾于生命与爱情这些人生的千古主题之上吗？
在西方文化中，自由是作为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而被称道的。西方的个人极端自由而导致的价值观，使得“人性本恶”与“人权至上”成为西方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立法依据。
因而，由此引起了我们不少反西方意识形态者的诟病。最为明显的就是将鼓吹自由的所谓西方崇拜者们称之为自由主义份子，用崇洋迷外和伪精英份子以嘲讽之。
那么，自由果真是如此的不堪吗？需要将其从普世价值之中驱除吗？
悲观者如我认为，自由对于人之为人来说，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人生的幸福与否，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自由度。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正是造就人的自由的主要外部条件。
然而，自由实际上只是一剂致幻的毒药，从来，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过。不管中外还是古往今来，普通百姓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自由？
原始社会应该是绝对自由了吧？可是，由于生存的需要，人们需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天灾兽祸，人不能够脱离族群独立行动，必须遵守族群的生存法则。以后的氏族社会、奴隶社会的游戏规则，不都是建立在这个生存法则基础上的吗？“自由人”并不自由。
封建社会的人们不自由乃人所共知，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又哪来的绝对自由？我们有时被西方世界的自我宣传所迷惑，以为西方的生活的绝对的自由的，其实不然。
由美国政坛的名言“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可以看出，美国是利益至上主义者，而不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在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权重中，国家利益占有绝对的权威。个人利益首先当服从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可以不管是否人道，而采取极端手段对待百姓。特别是对待外国人，从伊拉克、南联盟等事件中，表现出的霸权思想，其中何来自由权力的赋予？
西方的文化传统来自于希腊哲学一脉与基督教，基督教中，那些“硬着颈项”的百姓何来的自由，上帝去处，推翻了一切偶像与信仰，独尊上帝一神。否则上帝烈怒一发，生灵涂炭，万劫不复。
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从伦理学角度探讨了人的德性，摈弃感觉高扬理性，提出德性即知识，倡导“知德合一”，用德性限定人的行为，用求真求善取代求胜求智，这，人的行为受到了“德”“善”的约束，哪里来的自由可期呢？
什么是自由，当然是人性的自由。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为自由下的定义是：“完全的自由就是指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他要想得到的一切。”他又说，按照这个说法，自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种人的自由不会受到某种限制。他甚至根本就不承认有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力，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法国另一思想家卢梭说，自由“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自由没有被摆在台面上，更多是却是如何的限制人的自由，如“中庸之道”、“克己复礼”等等，人性均被所谓的“仁义礼智信”掩埋的尘埃之中，何来的自由可说。先秦所谓自由思想大爆发的诸子百家不还是被秦始皇“焚书坑儒”了吗？
可是，这个“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自由，为什么被那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呢？
人性的自由、思想自由、言论与出版的自由等，对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人来说，确实具有莫大的吸引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西方的那些带有迷惑性的宣传或者思想，影响着中国人。受压制太久的中国人，当然想得到一个宣泄口。于是搬来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武装自己，“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当今社会，环境确实是宽松多了，人们说话口无遮拦了，也不象从前那样上纲上线的搞批斗，言论的适度自由，使得不少人产生了错觉，认为，光言论上的自由远远不够，还想颠覆过去的一切，否定一切，“因为这是他的自由”。
于是，袁腾飞出来了，李锐出来了，口无遮拦，想就此否定一切，人人都错，只有他们才是正确的，“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
他们被自由这挤毒药药病了，病得不轻。他们以为自由的臧否人物、臧否历史是他们的自由。可是，自由从来就是“不自由”的，在没有相关部门找他们算账时，别人的口水也会淹死他们！
当我们沉迷在对自由的呼唤时，你可曾想到过，人人虽然对自由非常的向往，可自由真的能降临到你的身上吗？你还沉迷在自由的期待里不能自拔吗？
自由是一剂致幻的毒药，排除了幻想才能够疗得这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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